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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参与度呈现系统性下降趋势，其政策取向日益显现出单边主义和收缩倾向。这一态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机构层面撤销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制度层面退出多个国际组织，治理层面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的政策调整。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在讲话中指出，IMF和世界银行已偏离其核心使命，其中，世界银行未能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可及性等基础发展需求方面的现实困境。他要求世界银行调整对中国等特定国家的政策立场，在贷款准入方面采取更具针对性的限制措施；同时敦促世行推动“最优价值”的采购模式改革。尽管美方最新表态排除了立即退出世界银行的可能性，暂时稳定了市场预期，但其作为最大股东对机构治理的深度干预仍然引发担忧。

这种干预引发了诸多问题。首先，绿色发展的优先序涉及发展目标的设定。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核心发展机构，世界银行始终致力于在操作层面协调发展中国家基础性发展需求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维持其专业独立性。美国的政策干预表面上是对发展目标的调整，实则是对世行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下开展专业实践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其次，是否对中国等国家实施政策限制，关系到援助对象的界定。当前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正经历融资主体多元化（包括公私合作）、工具创新化（如混合融资担保）、目标综合化（整合多维发展目标，并响应气候变化和技术冲击等突出挑战）。在这一转型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基于实证的评估框架，审慎确定与中高收入国家的合作领域、方式和深度，而非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排斥。

再次，美国对采购程序等领域提出的改革建议，直接涉及世界银行的内部政策和运营制度。这一改革要求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近年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发展的实践，可能对中国等新兴发展参与方造成制度性障碍，削弱它们在国际发展体系中的正面作用。

在上述多重压力之下，世界银行的处境是艰难的，这种艰难体现出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下的国际发展困境。美国长期作为世界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其政策意图对机构战略具有决定性影响。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社会分化、经济不平等和族群矛盾加剧，这些内政问题逐渐“外部化”，致使美国对全球发展事务的关注不断下降，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也表现出明显背离。这一变化不仅削弱了美国对国际机构的建设性影响，而且形成对机构的反噬，直接威胁机构稳定性。

在当前全球融资市场竞争加剧、国际发展议题愈加复杂、新兴国家诉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世行等机构如果不能在专业性与政治性之间实现有效平衡，过度依附美国的政治导向，将不仅面临专业信誉受损的风险，失去中立性和公信力，还可能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被边缘化，被日益增长的区域性和专题性发展融资机制所取代。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正处于关键转型期，要突破困境，必须正视全球发展力量格局的深刻变化。历史地看，世界银行的制度优势源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80年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国家，凭借其资本、技术与制度优势，在世界银行的创设与运行中占据主导地位，世界银行的影响力也源于其主要股东国的政治与经济支撑。

然而，今天的国际发展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世界银行作为一个拥有80年历史的发展机构，早已深度扎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土壤中。在全球化不断演进、“全球南方”迅速崛起的当下，真正赋予世行生命力的，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与参与意愿。这些国家对包容性增长范式、可持续发展路径、公平合作机制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改革的迫切需求，构成了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支点。充分释放这种群体性崛起和系统性诉求的力量，不仅有助于打破现有制度发展治理体系中不合时宜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更可能推动全球发展治理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的新阶段。

稳定、公平的全球发展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也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面临的多重压力。在经济层面，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能够拓展贸易空间，缓解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提升全球市场活力；在社会政治层面，全球移民问题的60%与经济相关，其余则主要与战争、冲突等政治因素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繁荣与稳定，能够从源头上缓解发达国家面临的移民接纳压力，形成共赢格局。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一直是国际发展实践主流趋势的稳定支持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援助国，中国主张通过贸易、投资和发展援助协同联动的方式开展建设性合作，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也在基础设施产能、绿色发展技术储备、产业园区开发经验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南南合作所产生的互利共赢机会，不仅体现出强大的发展动能，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国际发展事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世界银行作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核心枢纽，其职责不应仅限于资金分配和知识分享，而应更加注重对全球发展秩序的结构性引导。在未来改革进程中，世界银行应牢牢把握两块“过河之石”。第一，确保制度设计与标准制定的中性，充分尊重东道国自主确定的发展需求，整合各合作伙伴的实地经验，并防范单边利益主导，避免政治因素过多干扰运营规则，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以共同目标和实际成效为导向，而非绑定特定国家的战略利益。第二，强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参与权。国际发展实践的主导权不应集中在发达国家手里，发展中国家应拥有充分话语权来参与标准制定、议程设计等。

只有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多极平衡、应需而动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世界银行才能真正履行其作为全球发展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制度使命。